其实这很容易理解，重视风俗教化的士大夫认为朝廷不能是谋利的机构，开了这个缺口，那势必就再也关不上了。而一旦吏治败坏，均输法又会成为官员谋利，刁难百姓的手段。
其他的一些反对者其实多不如苏轼来的这般坦荡，但也一样是站在大义的角度，如违背朝廷法度，与民争利等等，而实则是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我们一条条来讨论，”赵煦缓缓道：“苏学士以为均输法如何？真的不能实施下去吗？”
均输法施行时，苏轼刚刚为父亲苏洵守孝三年结束，不曾到东南各路察看过均输法施行效果如何。但均输法一提出朝廷上就反对声一片，在所谓法理上站不住脚，施行起来自然是极难的。
“均输法是好办法，但不应该有朝廷主持。与民争利不符合朝廷法度。”苏轼言辞恳切，但说这话内心又有点虚，朝廷不来做，又该谁做呢！
“苏学士，”赵煦目光炯炯看着他，来这个时空一段时间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为何两汉的读书人不仅能跃马执弓做太守，而且绝不是现今大谈法理、经义的迂腐之徒。到了大宋为何不进反腿？他本要批评苏轼一番，但最后还是语重心长道：“朝廷法度不该是一成不变的，桑弘羊当时是有为汉武帝北击匈奴敛财粮的嫌疑，但也确实行之有效的解决了实际问题。我们学习圣人之道不该迂腐于一时之法度、风俗，有时也该致力于时效性。
“春秋时两国交战往往不鼓不成列。敌方没有做好准备，摆好战斗阵列，不可以先发动进攻。哪怕对方渡河也要等他们到了岸摆好架势再出击。可后来孙子就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乘其不备、半渡击之也就成了最基本的战术要求。如今再谈不鼓不成列岂不可笑？”
“官家……”苏轼想再辩解一二。
赵煦直接制止了他，“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谓与民争利其实也不成立，那些民是普通百姓吗？能靠此谋利者那个不是官宦子弟，地主之家？我们就该把利从这些人身上拿走，去均给贫苦百姓。至于一旦吏治败坏就会成为官员盘剥百姓的手段？”
官家顿了一顿，却失笑道：“苏学士，试问没有均输法，那些贪官污吏、朝廷蛀虫们就没有方式去盘剥、压迫百姓了吗？放心，他们有一百种方法。”
“只是官家……”
赵煦再度摆手，示意让自己说完，“朝廷不该是谋利机构这点确实不假，不过那也得看我们谋得利用在了什么地方。即便没有均输法，如果朝政昏庸，官员崩坏，天子和朝廷大员们也有巧设明目一百种方式来压榨天下黎民，这都不是均输法的问题。
“还有这种利国利民的事如果朝廷不来做，让谁来做呢？指望商贾们自我约束？苏学士不是说重农抑商有理，而是我们永远不要相信商贾们能装着朝廷大义，他们永远是逐利的。”
这一番话下来，苏轼被反驳的哑口无言，若是年轻时，他肯定还要据理力争一番，但见多了百姓疾苦，官员腐败，反倒知道官家这些话是推心置腹，也都是实际情况。
任何法度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利有弊，尽量做到利多于弊在一定程度就是有效的，能利于民利于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