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韦伊在就读巴黎高师时，是连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在她面前抬不起头的才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夭逝的著名女思想家。我对这个突然出现在老人的话语中的名字多少抱有兴趣，向老人问道。
“是的，韦伊在马赛的生活始于一九四年九月，终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有将近两年就是我们发行南法通信的年代。韦伊家是犹太人，在德军进驻巴黎时逃难到非占领区的马赛。在南法通信狭窄的编辑部，我们经常跟韦伊展开讨论。在夏天也跟她一起，在她家面朝着加泰罗尼亚海的海边游过泳，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一瞬间，老人的视线仿佛投向遥远的往昔。
“……韦伊的双亲决定逃亡到纽约，韦伊也随他们而去，之后，她又舍弃了那边的临时住所，单身前往伦敦，为的是参加对德抵抗运动。最终在伦敦死去。轰轰烈烈的一生。”
“亨利杜尔涅是南法通信的同人作者之一吗？”驱问道。终于进入正题了。我跟着问：
“我们很想知道，杜尔涅的圣塞宁文献考察登载到南法通信的经过，还有之后杜尔涅先生的行踪。为什么登载了杜尔涅论文的那一期怎么也找不到呢？其他期号全都在图书馆找得到。我为了找那一期，花了不少心思啊。”
“嗯。那一期剩下的只有两本。我们对外的说法是缺了一期。”
老人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话。全世界只剩下两本，怪不得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
“只有两本了吗？到底为什么啊？”
“印刷的时候，工厂里的杂志连原稿一起，一本不剩地被官府没收了。印刷工留了两本在一旁作为样本，幸运地逃过了搜查。”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着急了，问道，“为什么警察会查收杂志啊？”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老人说着，把双肘支在餐桌上，一边用力地用拇指揉着太阳穴，一边对我们说出一个长长的故事。驱用手指捋着刘海，静静地聆听着。这是当这名青年对某样事物抱有不寻常的兴趣时，才会有的动作。
“……经蒙彼利埃的友人介绍，一九四一年秋的某日，一名素未谋面的，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到访我家。青年叫作亨利杜尔涅，自称对图卢兹的乡土史研究很感兴趣。这时杜尔涅带过来的论文，就是那篇圣塞宁文献考。”
虽然是初次见面，兰伯特对青年知性、谦虚的态度有了好感，跟他保证，只要原稿的质量不差，便会在下一期刊载。经过编辑部的检讨，没有发现问题，决定次期刊载。兰伯特写信通知了杜尔涅，而杜尔涅也礼貌地回信致谢了。
“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印刷厂遭到警队的突袭搜查，刚印好的杂志全部被没收，当然，编辑部和我们的自宅也没有逃过被警察搜查的命运。”
翌日上午，兰伯特等人被传召到马赛的警察局，被问及的却是一名逃亡的波兰医生投稿的多少带点时事色彩的论文。该论文的笔者已经于前一晚在自宅被捕。关于这一点，兰伯特等人怎么也无法信服。的确，南法通信编辑部的方针里面含有批判协助德国的维西政府的色彩，投稿者之中也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可是那篇论文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成为当局眼中钉的东西。在以前甚至刊载过笔锋更尖锐的论文，连编辑部也认为多少带点危险色彩的，那时也完全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不过，在杂志被没收之前不久的一月二十四日，在非占领区马赛，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对六名对德抵抗运动成员的处决。下一次的处决发生在图卢兹，二十人，在塞特港又因饥饿而引发了暴动。在情势如此紧迫的背景下，每个人都预感到维西政府对反政府言论的规制和镇压会愈发严苛，对没收事件产生的疑惑，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