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罗天佑苦心孤诣的运作，黄泥塘村建立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创新生态系统。
最明显的，当地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四十五岁以下的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七，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人大多成了经验丰富的产线工人，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
利用黄泥塘村的辐射和集聚效应，玉阳市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引来许多国内知名制造企业在玉阳市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
这些企业与黄泥塘村下属单位和部门开展广泛合作，成为其供应链上重要组成部分。借助黄泥塘村在营销渠道、人才引进、技术创新和基础建设方面的产业优势，实现自身能力的快速提升。同时积极参与黄泥塘村全球商业版图的扩张，实现搭船出海。
与此时同时，当地原材料的供应紧张问题愈发突出。造成这种供应紧张的因素很多，但绝大部分原因得归结于时下兴行的“官倒”之风。
官倒之风的形成，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双轨制”有着紧密联系。
此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所需原材料、工业半成品等由政府物资部门统一配给。自一九八零年起，工业全面复苏，企业生产能力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原先的配给额度(俗称“计划内指标”)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生产需求。
为了缓解巨大的原材料供需矛盾，国家开始实行双轨制：一方面依然执行国家统配制度，同时允许企业自行采购生产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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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行采购价格与政府的统配价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一般性物资的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会高出一到两倍。那些紧缺物资，例如钢材、石油、煤炭等，其市场价格和国家统配价的差价更高。
以石油为例。一吨石油，国家统配价是100元，而市场价格是644元。许多官员从中看到巨大商机，纷纷利用手中权利，倒卖配给额度，这就是所谓的官倒。
一九八四年以前，过去，从省到镇，各级政府出于保护目的，给予了黄泥塘村极大的优先权。
由于得到从省到镇，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物资部门统一配给的额度完全能满足黄泥塘村下属各工厂的生产需要。
时至今日，黄泥塘村反而成了大家眼中的肥肉，凡是能上手的，谁都想来揩点儿油。企业的生产能力每年在成倍增涨，但配给额度却逐年下降，最后只是象征性地给点。
想要提高额度，必须向一些手握批条的官员代理人俗称“倒爷”手中购买。仅青雀镇绿色产业园，常年驻守的倒爷上千计。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企业生产成本急剧增长，同时严重影响了企业供应链的安全。
为了解决原材料和工业半成品稳定供应问题，黄泥塘村管委会召开专门会议。
易千寻老师从各工厂收集来生产物资缺口数据，生成详细报表。会议开始前，将报表分发每一位管理者手里。
从报表来看，政府配额仅能满足生产需求的百之五，剩下的需要从市场上高价采购。但目前拥有的稳定供货源，也只能满足百之五十七点二的生产需求，意味着尚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的货源没法得到充分保证。
这对工厂来说，是致命的，形势非常严峻。黄泥塘村的海外订单较多，一旦交货延期，一方面导致采购方的巨额索赔，同时还会影响黄泥塘村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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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集团物资采购部门属于罗小勇管辖范围，罗天佑问父亲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
罗小勇说，“首先是加紧与倒爷们的合作，从他们手中购买更多的计划内指标；二是运用公关手段，督促现有供应商保质保量供应，尽量提高供货量。”
罗天佑皱着眉头说，“这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从倒爷手里购买计划内指标，虽然能降低采购成本，但风险较大，数量和质量都难以得保证。而且这里面难免会牵涉到大宗权钱交易，这形同饮鸩止渴，不符合我的一贯主张。”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官员的支持，但绝不演化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这是我的底线，也是黄泥塘村的底线。无论何时何地，大家都必须坚守这一底线。”
易老师说，“我们正在积极寻找新的供货源，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种方式，操作起来难度较大，采购成本也相应地大大提升。“
罗天佑说，“为了应对原材料供应短缺的问题，我提三点建议：第一，我们要针对商业信誉好的供应商，采取投资控股等方式，加大与他们的合作力度和深度，积极帮助其提高产能，并取得优先采购权；第二投资建设原材料供应基地，尽快实现部分原材料自产；第三，构建自己的物流体系，特别是物流中转站和车队，加快物流配送速度。”
“我们的目光不要仅盯着省内，还要瞄准省外，甚至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落后国家；不要仅盯着国企和国有农场，还要瞄准数量众多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
对于罗天佑的三点建议，大家都认为切实可行。最终决定由集团的战略投资部、财物部和物资采购部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负责落实。
罗天佑的国际之旅，首站定在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