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的官制，他了解过一些，自辽太宗起他们就确立了因俗而治（类似于后世的一国两制）的统治政策，推行“蕃汉分治”的既定方针，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在朝廷中枢，辽国采用南北面官制，分南面官、北面官，而之所以会这样称呼，乃是因为他们日常处理事务的地点分别在皇帝帐殿的南面和北面。
蕃汉分治的不同首先在律法上，当时契丹人作奸犯科，依据契丹法，由警巡院使审理。汉人犯法，依据汉律，由其所在的州县官处置。其次是在选官制度上，北面官通过世选（类似于汉人的士族公卿）进行补充，而南面官则实行历代以来的科举来选任。
这种官制就造就了所谓的南北枢密院、南北宰相府和南北大王院蕃汉分治的双轨制官僚机构。
萧兀纳所担任的南枢密院使与大宋的枢密使有所不同，他除了军权之外，额外还握有燕云十六州的行政和赋税等职权，算是军政一把抓。不过，他的职权仅限于有汉人州县的燕云地区，不能通行辽国。
北枢密院使则更为权重几乎执掌着除燕云十六州地区之外的辽国所有军政大权，在职位上也略高于南枢密院使。
至于南北丞相府，契丹人是以武立国，与大宋不同，丞相府是低于枢密院的，它们是协助南北枢密院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
南北大王院与南北枢密院、丞相府又有不同，它们的设立与辽国统治的部族有关，在建国之处辽国由二十大部落组成，后来发展到三十四部，巅峰时期为四十八部。不过六部、五部、乙室部、奚部为其最核心的四大部，四部皆设立大王府，即南院大王府（六部）、北院大王府（五部）、乙室王府和奚王府。
与南枢密院不同，南院大王府虽是南面却并不辖制汉人区域，他总揽辖懒、阿速、斡纳拔、斡纳阿剌等四石烈军政事务，而石烈也就是契丹语县的意思。
南院大王府之所以带南字主要在于其大军驻扎地在辽宋边界的燕京地区，南院大王所掌的主要军务是“镇南境”，也就是对抗大宋。在辽廷守卫四方的布防格局中，南院大王所掌的六院部契丹精锐是正面迎战宋军的绝对主力部队，是辽国铁骑精锐中的精锐。
北院大王府与之类似，掌控契丹五部军政职权，同样握有辽国精锐部队，事实在多次对宋战争中，南北大王府曾多次协同作战，击溃宋军主力。
至于乙室王府和奚王府自然是掌控乙室部落和奚族的辽国核心部门。
这些复杂但成体制的机构组成了辽国蕃汉分治的双轨并行式的官制，其好处自然是成功笼络住了燕云十六州的汉家士族和百姓，在辽国统治下的两百年时间里，在契丹人教化之下，他们对大宋已然没有了任何归属之心，南朝大宋、北朝辽国之称呼也多是由燕地的士人们开始的。
如同崔九郎，他认同自身的汉人血统和文化传承，但对大宋的中国之正统是不认可的，或者说他认为辽国亦是中国之正统，他们也是华夏子民，只不过如今中国分为南北而已。
在辽国对大宋的军事优势之下，他和燕地汉人甚至是瞧不上大宋的。
这就是辽国南北官制最大的成功之处。
当然，这种双轨并行的官制也有其弊端的，比如契丹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汉化，但行事风俗与汉人仍然差异极大，若要全国推行一项政令几乎是很难行通的。
在南北官员的配合上往往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可以总管南北两面官的机构存在，很多事情只能直呈皇帝解决。
如同萧兀纳眼下面对的事，需要南北枢密院、南北丞相府通力合作，但没有官员可以统一辖制。北院枢密使权重高于南院枢密使，但是理论上他们是平级的，只是分管区域不同，不存在谁高谁一头。
如果让北院枢密使来统辖管理，可这就坏了蕃汉分治的体制。南枢密使调动北枢密院这就更不行了，就算皇帝任命，下层官员也不会认可，只能由皇帝亲自来。
这也是为什么辽国对外战争很多时候都是御驾亲征的主因。
赵煦当然是不希望耶律洪基驾临燕京的，不想真的对辽开战是其一，耶律洪基一旦南下局面是有可能失去控制，导致不必要的冲突的。
其二则是耶律洪基的到来会让大宋朝廷内部陷入紧张、忧虑的状态，这是不利于他接下来巡视疆域的，说不定他之后还得迫于各方压力匆匆还朝汴梁，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这时候趁着萧兀纳眼下无法做主的空挡，他得做点什么。
赵煦召来苏轼，待他一进大帐就说道：“苏学士，朕欲派一人前往辽国，给辽主耶律洪基送一封信，不知你可愿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