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到永安县的前一天，赵煦将苏轼叫上了马车。
连续骑马多日，哪怕是曾经写下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大学士下股也被磨得生疼。
不过这不是赵煦让他上马车的主要原因。而是苏学士可能是眼见朝中大员中最了解新法在地方推行情况的人。
要知道苏轼在宋神宗推行变法之初，就是朝中反对王安石最强烈的人之一，为此一路超过司马光等人扛起旧党的大旗冲锋陷阵。
不仅多次与王安石对簿公堂，还凭借出众文采多次上奏谈论新法弊病，于是被执政的王安石赶出了朝廷，苏轼自请杭州通判。
通判是仅次知州的地方大员，而这时又是新法施行之初，地方施行新法说是亲眼所见也不为过。
之后又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知州，算是必须得遵照朝廷旨令推行新法的执行人了。
这段时间苏轼亲眼目睹新法施行水土不服下闹出的种种事端。
及至乌台诗案，苏轼锒铛入狱，脱难后再到地方任黄州团练副使，开始漂泊，后来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旧党掌权，他得以短暂回到朝廷。但又因反对旧党要尽废新法掀起党争，再被赶出朝廷。
先后又到汝州、邓州、常州和登州，这经历可谓是丰富了。完整的在地方见证了新法的施行与大部分新法的废黜。
赵煦邀苏轼上马车，正是要与之讨论新法在朝廷和地方上的利与弊。
“苏学士，我曾看过司马光大量的奏章和文书，其人是个稳健的保守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弃，强调‘养民’的重要性，主张不要增加百姓的赋税，使其厚积薄发。而国富兵强之途，减少朝廷开支积累余财才是正解。你以为这样可行吗？”
苏轼刚小心的在马车上坐定，股下还有些生疼，闻言忙拱手道：“官家，‘养民’之说臣以为有其可取之处，但朝廷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应对庞大的战争开支，以及规模、数量都超过前朝的官僚系统。财政吃紧又只能取之于民，谈何‘养民’呢？再者说减少开支积累余财也要上行下效才行，如今贪腐之风自仁宗朝就日趋严重了。”
“苏学士所言甚是，所谓精兵简政，吏治清廉才能国富兵强。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又如何呢？”赵煦看向苏轼。
“这……”苏轼踌躇了一下，“王相公这未免太过极端。”
赵煦微微一笑却没有再提王安石，“苏学士我读过你为驳斥新法写的《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万字之多。今日再看，是否还觉得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苏轼微一愣却是直接点头。
在后世看来这种观点简直可笑，可在大宋乃至大宋之前的多数文人士大夫看来这其实没什么不对。
因为中原王朝的存续还真是在道德之深浅，而非强与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