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牵连很广，包括当时的王诜、李清臣、司马光和黄庭坚等知名人士和朝廷重臣。
苏轼本人对当时的新政如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算是非常反感，于是就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这事是有的，但是乌台诗案中很多诗词都是牵强附会，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了。
苏轼在御史台监狱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为此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最终在众多官员上书求情，本朝又没有杀士大夫的先例的情况下，才免去一死，贬为黄州团练。
名噪一时的大学士自乌台诗案始说是性情大变也不为过。所做诗词从开始的“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转变为寄情山水，回归自然。
高太后在乌台诗案时虽是皇太后，但也是没有执政权的后宫妇人，对乌台诗案有所耳闻，却徒呼奈何。
她这时候提及此事旨在表明态度，她的家事是国事，而议论国事乃至于批评朝政都是她可以接受的。
苏轼沉吟好一会，终于开口，“官家他自大病之后确实判若两人，但要臣来说这无论是对于太后还是朝廷而言都是好事。”
“此话怎讲？”高太后不解。
苏轼起身拱手，侃侃而谈，“官家大病之后十分勤奋，一天大概有八九个时辰都在读书或者跟臣谈论万里疆土，奋然向上之心，臣年少最刻苦之时都望尘莫及，这是其一。
“其二，官家倒是也跟我讨要过王公所推行的新法，看了一遍就抛到一旁再不翻阅，可见对新政并不赞同，反而说太后节俭以身作则，是为榜样。
“其三，官家推崇古时英雄，眼界开阔，隐有重振汉唐雄风之志向。所谓新旧之争，也许在官家看来倒像是两小儿互殴，他没有放在心上。
“至于官家的关注点，臣大胆猜测不在内，而在外，他立足大宋，而俯视天下，有驱除四夷，横扫六合之雄姿。
“太后，试问这等官家，是不是太后之福大宋之福？”
苏学士一口气说完，自己都觉得酣畅淋漓，作为这些日子官家最亲近的人，眼瞅着官家的变化和不少令人疑惑之处，他无人可诉说和吐槽，借这机会把自己的感受和猜测一股脑抛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快意。
至于太皇太后和官家之间复杂但其实相对也简单的矛盾和羁绊，他看得没那么分明，但也知道太后一心为公之心。她总不至于为此处罚自己，这些话也不至于疏远了他们祖孙的关系。
但显然，我们的苏学士想得还是简单了。
太皇太后听完没有太多表情波动，苏轼的一些话验证了她的某些看法，官家懂事了，可某些方面起来的却太快了。
要驱除四夷横扫六合哪里那么简单。
她挥手示意苏学士可先行离开，她要消化一下这么一段话，或者说是官家的这些变化。
“煦儿这是得祖宗庇佑，还是受了什么蛊惑？”
以太皇太后看来，若能安定内部，使官吏清廉，百姓安定已经算是有为之能君，至于秦皇汉武那样的功绩，没敢想过，也不希望官家去想。
本朝开国以来，太宗皇帝两次伐辽，甚至曾御驾亲征，可都落得大败而归，甚至险些丧命。自此开启大宋对外战争胜少败多，乃至于一度闻辽色变的屈辱历史。
到了西夏立国，这个人口不过两三百万，连东西两京都比不过的边陲小国都一度让大宋吃瘪，这是不堪可也是事实。
连番的败仗让人口过亿的大宋王朝从上到下都开始接受了军事羸弱的事实。所谓建功立业、开疆拓土成了各级官员都避讳的词语。
高滔滔认为官家有这方面心思也许并不是好事，这可不是她的妇人之见，也绝不是她一个人这么认为。而是一百多年来被无数次验证的事实——轻启刀兵只会招致失败，带来动荡。
太皇太后手扶额头长叹一声，决定这两日亲自去看一下官家都在忙些什么，读得什么书。
午后三刻，中书省侍郎范纯仁上书来报，经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询问鄜延路来京人员，鄜延路都监李仪确系是夏人劫掠时出兵交战，为追回被劫走的百姓、牲畜和粮食，这才深入夏境，不幸战死，两位宰执询问这事当如何处理。
高滔滔起身道：“这事与官家所料分毫不差，你们去通知中书侍郎让他们随老身一起到福宁殿，这事让官家亲自处理。”
福宁殿在朝会之所垂拱殿后方，是官家居住和读书的地方。
而此时的少年天子正一边看苏学士呈上的他所调查的西域局势和轶闻，一边询问苏学士西域脱离掌控有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