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由此拉开了覆灭明朝中央政权的最后一战。
二月初二，闯军攻克汾州；二月八日，闯军又攻克太原；接着又不战获得了忻州。
勇士营出身的山西总兵周遇吉在代州“凭城固守”，但很快因为粮尽而不得不退往宁武。
闯军步步紧逼，追踪至宁武，并包围和强攻宁武城，周遇吉部坚持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力尽”，闯军攻入宁武，将周遇吉俘虏并杀死。
三月一日，闯军抵达大同城下，大同总兵姜瓖开门投降，大同巡抚卫景瑷被俘后自杀，第十一代代王朱传火齐】阖家上下被闯军杀死殆尽······
面对大举来攻的李自成部，崇祯皇帝便于当年二月中旬起命令百官、勋戚、内监捐银以解燃眉之急，但不管是官员、勋戚还是内监，都甚少有人肯捐献，“惟太康伯张国纪输至二万银”、“进爵为侯”。
甚至连周皇后的生父嘉定伯周奎也不肯解囊，后来周皇后解私囊五千两让周奎充脸面，谁曾想周奎居然还扣下二千两自用，仅仅向宫中捐输了三千两，周奎是没有钱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仅在二月初，周奎就派人在顺和店北京支店兑换了4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为此光手续费就交了38000多两，被闯军追赃助饷时还掏出了10多万两的现银和价值数十万两的“珍币黄金和金银器”。
而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九代定国公徐允祯为首的其他的其他勋戚，这些勋戚赶在顺和店截止收银之前，先后兑换了超过1700万两金花银的飞票，自身府内还藏匿了近2000万两的金银，结果只能是便宜了闯军。
内监这边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这不，除了曹化淳、王永祚等少数地位太高、新朝肯定不会留用的内监各自捐银三五万两外，其余内监自以为到了新朝也能为新皇帝服务，所以，即不愿意掏钱助崇祯皇帝编练新军，也很少愿意南逃，进而也很少有人把银子变成飞票明代太监多为北直隶人更多的是想办法运往老家或埋在了自家私邸里，以至于顺和店从他们身上只搞到了不足50万两的金银。
其他文武官员大多是首鼠两端的，所以，为了双重押宝，他们也兑换了一些飞票作为后手，这部分银子大约是400万两的样子，因此，前前后后加起来，福王府仅飞票一项就从北京城运走了价值2200多万两金花银的金银福王府还从密切控制的典当行、押钱铺里运走了大量的珍物虽然还不如李自成日后在北京城收刮的那么多，但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了。
随后，为了运走这2200余万两银子千斤大车共计运输了12次、1500车包含典当行、押钱铺抵押高价的珍物朱由崧不但把路通标行目前在北方尚存的200多名标师、趟子手都派过去护卫，还通过前来存银开票的北京*权贵走通了京营的路子，让京营专门派出3000人进行护卫，这才压制住某些宵小的妄念，将这些财物安全运到天津装船出海出了海，便有辽海分舰队接应和全程护航，运往济州储存。
而崇祯皇帝这边，由于既讨不到银子，也招不来勤王援军崇祯皇帝下令勤王后，就唐通所部7000人于三月八日抵达北京，其余各部均未听命所以，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只能再一次召集文武，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的皇帝南下避祸以图兴复，留下阁臣辅助太子留守北京抗敌的奏疏进行讨论。
然而会议一开始，内阁首辅陈演就坚决反对李明睿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