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有德部叛变之后，连续攻陷陵县、临邑、商河、齐东等地，每到一处必劫掠当地府库，释放囚犯来壮大自己的兵力，声势闹得很多，因此被此时正在平原周边地区巡视的山东巡按王道纯侦知平原与齐东可是很近的。
王道纯立刻通知身处济南的山东巡抚余大成，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余大成居然不相信王道纯的消息，坚定的认为孔有德部不会叛变，无可奈何的王道纯只能接二连三的向济南报警，余大成觉得厌烦了，直接称病，拒绝处置这件事。
因此直到崇祯四年十二月初六，叛军攻陷青城，更多消息传到济南后，余大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慌慌张张的派中军沈廷谕、武德参将陶廷鑨率数千人去讨贼。
十二月初八，济南和武德两部明军与孔部会战于阮城店一带，在这种紧要关头，沈廷谕居然还坐轿指挥，由此可见其麾下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了，因此，一场激战下来，结果显而易见，沈廷谕部济南兵一击即溃，叛军见有机可乘，便一鼓作气的击败了陶廷鑨率领的武德兵，随后，在孔部叛军的追杀下，济南和武德两部明军几乎伤亡殆尽，沈廷谕、陶廷鑨“仅以身免”。
此时形势已经十分严重了，余大成手中没有兵，所以无计可施的他只能派部下乙邦才去招抚孔有德部万历、天启年间，山东有兵额24700人，但崇祯二年，因为国用不足，采取了汰弱留强的方针，将山东兵裁撤至了15900名，随后的乙巳之变中，山东派遣5600名精锐入卫北京，至今未归，又为了增援大凌河，派出了水陆两师数千人，所以在孔有德叛乱并击破沈、陶两部后，山东只剩下不足4000人的部队，且分散在全省各地，根本来不及收拢了，应对孔部叛军。
桀骜不驯的叛军也知道山东实情，所以根本不想现在就被招抚，于是他们将乙邦才捆起来打了40军棍后放回，余大成见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手忙脚乱的收拢山东各地官军，集结会剿，但这就有些缓不应急了。
作为孔有德上司和恩主的孙元化若不是孙元化，孔有德等人在前次于东江镇叛乱时，就应该被镇压和严处了，所以从这方面说，孙元化对孔有德等人是有救命之恩的却认为自己出面是可以招抚孔有德等人的。
所以，孙元化命令山东各地州府，不许对叛军相加一矢，以表示朝廷招安的诚意。
孔有德似乎也被感化了，在夺取阮城店之后，就再也没有沿途攻打济南到登州的州县。
于是，孙元化得意洋洋的给余大化写信道：“抚局已定，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坏事。”
除了给余大化写信外，孙元化还解散了被余大化召集到登莱的援军，见孙元化信心十足，且孔有德部的动向也有些扑朔，所以，余大化将信将疑的也解散了会剿叛军的各路明军，坐视孔有德部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须全尾的抵达登州城下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保持了清醒头脑，在叛军抵达登州的前10天，他便动员全城百姓严守城池，做了应变的十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