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确实等不及了，自乙丑黥乱之后，他就赋闲在野。
旁观者清，当跳出朝政这个泥潭，他反而能更加钻研黥事，洞悉朝中之事。
回顾弘治中兴的种种，刘大夏惊讶的发现，弘治皇帝的休养生息和勤政，非但没有让大明好转，反倒使得局面越来越差。
黥人看似为祸，却反倒是给了朝廷，每年一大笔新的赋税银子，从这一点来看，弘治皇帝励精图治多年，都比不上黥人的海关运营一年。
看破这一点后，刘大夏知道大明病的不轻，病根他也自觉找到了，那就是法！
百盟书
祖宗之法已经不适用，故而必须变法。
就拿卫所制和九边来说，就已经完全糜烂，这是太祖所未曾预料到的局面，这就说明得“随时因革”。
这个方子一开，刘大夏自认为找到问题关键所在，当看到正德皇帝倒行逆施、不理朝政时，他更加的忧心忡忡。
可问题就在于，他一个赋闲之人，丝毫无法影响朝政半分，所以他将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弟子身上。
他期望王阳明，能够帮着鼓吹变法之说，原因也在于此。欲改变朝政，必先进入朝堂，欲进入朝堂，就一定得科考！
刘大夏甚至准备用十年之功，来培养一批坚定变法的人才，这批人一旦成势，终有一天会将他的变法蓝图实现。
经过数年的琢磨，他也找到解决大明弊端的变法之道，他借鉴王安石变法，提出“理财”、“整军”、“保民”三法，并在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上，又借鉴黥人的一些举措。
刘大夏觉得，这就是他为大明开的方子，而且是一位良药，虽可能苦口，但绝对能够让大明富强！
他甚至将几百年前的王安石引为知己，觉得王安石之变法，是真正的富国强兵之法，可惜命数如此，上天没有卷顾王安石。
……
“伯安是否觉得，老夫为老不尊，连清名也不要了！”
散席后，刘大夏将王阳明叫到书房，屏退所有人。
“不敢，时雍先生之清廉，世人皆知，您今日有此请，也是为国为民！”
“是有为国为民之念，可重要的还是，老夫年事已高，蹉跎几十年，余生终于找到治国良药，实在是不想将其带进土里，所以趁着还健在，惟愿替这几个弟子铺铺路！”
刘大夏将一杯清茶，推到王阳明面前。
王阳明微笑说：“时雍先生说的道理，晚辈都明白！我这两年也悟明白了，多办些实事，总不会有错！大明之大，坏就坏在事难办上！朝堂之上，臣子各行其是，百姓对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想办事的臣子刚起个头，马上就会有好几个说法将其压回去！所以我才认为，首要是推行心学，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道理传播出去。”
刘大夏点头说：“此亦是老夫痛心之处，你对变法有些沮丧，是你知道名教有些问题，可老夫也知名教有问题！四书五经，开篇便是中庸，被视作是做人做事的根基，都说高明莫过于中庸！可是伯安啊，名教在汉唐时期，何曾苟求中庸？
名教的教诲是入世，要有理想，有抱负，要自强不息、进取不竭。学而优则士，任重而道远，千年前的孔子，是期望弟子敢于任事！但自唐宋后，儒家之经典便为中庸，其中却融入了道家的出世，这又是何以然啊？是因为都明白办事难啊！
所以读书人，觉得要有点出世的道家精神，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可这样行吗？伯安，我说过，天下事不怕不能够实行，就怕没有能够去实行的人。大明败坏至斯，就在于一般不办实事！即便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是流于形式，道德文章和奏折写的再好，说的再好听，可事呢？却在走向糜烂，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哎！”刘大夏叹了口气，端起茶碗就是牛饮一口。
王阳明垂眸思索一会，拱手道：“时雍先生一番肺腑之言，令晚生惭愧！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以致用，济世救民。此乃黥人学问中，我悟出的精华。大明确实缺办实事之人，但更缺的是一个真理的检验标准！
黥人有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言适用于黥人，却不适用于我大明！假若事事取诸实践，那么实践同圣贤之道相悖时，又该如何取舍？这正是晚生苦恼之处，此事若无定论，那么要变法，就将遇到圣贤之道、祖宗之法的阻碍，其阻力不可谓不小！若天下读书人和官吏，都不明事理，这变法又如何深入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