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变革就是把这户人家的出产，从一年一百石变成一年两百石，三百石。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在对新增加的粮食出产进行分配时，就能顺带着把新规则立下来。”
听到这里，曾葆华的眉头反而皱在了一起，开口说道。
“王荆公认为通过理财可以增加财富。而司马温公却认为天下财富有定数，理财无异于横征暴敛，其危害甚于加税。从而今情况来看，司马温公所言似乎更有道理。”
当然是司马光所说的显得更有道理。在现在这个技术条件上，农业生产力是非常难以提高的。
耗费心血，风调雨顺，也只能多收个三五斗。把它当成理财产品，去增加财富，那真的是死路一条。
所以熙宁变法，越变越让百姓贫苦。
富国而不富民，名为均富实为敛财。
贵人们“誓死捍卫”自己的权益，原本只该分五十石，被他们拿回到六十石。
朝廷拿了二十石，尝到甜头，还想更多，直接拿三十石。
那么最后吃亏的就是百姓，没变法前还能分二十石，现在只能分十石，能不窘困吗？
“那是因为王荆公和司马温公把目光只盯着脚底下的这片土地，只把目光盯着农耕上。”
“十三郎，这是何解？”
长孙墨离和曾葆华不约而同地问道。
看着两人迫切的神情，赵世心里嘿嘿一笑。俺费尽心思，总算钓到两条大鱼了。
过了两个多时辰，赵世打道回府。
坐在马上，他忍不住得意地哼起了小曲，“俺真得还想再活五百年！”
在赵世看来，长孙墨离和曾葆华的政治理念，属于认为大宋确实需要变法，但是不能瞎变的那一挂。
跟东坡、文定苏氏两兄弟的理念相近，但是又要激进。
不过本质都是一样的。
他们能够体察到贫苦百姓的疾苦，能够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希望能够真正地去疴除弊，让百姓们松口气，过上好日子。
跟自己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能找到足够多的共同点。
这就足够！
除此之外，赵世还有意外收获。
自己的大舅哥，居然也是位奇才。
有很多亲朋故友，或中进士或因祖荫做了官，上任折腾了一段时间，政务搞得一团糟，眼看上司要来检查，麻爪了。
于是就把曾葆华请去，好吃好喝地款待。官印也奉上，全力配合。
大舅哥三下五除二，狱讼农桑、钱谷赋役、水利河道、赈恤教化，诸多民政，在他手里，就跟那把折扇一样，被玩得滴溜转。
积压下来的政务，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全部给你清理得明明白白。就算是磨堪计察来了，也够得上一个“三最”1标准。
然后曾葆华笑纳了请托者一年的俸禄，施施然地回开封城，继续做他的风流才子、富贵公子。
难怪时常听说他又出京游山玩水去了，原来是挣钱去了。
人才，确实是人才。
还有长孙墨离，他祖先韩公因为反对太祖皇帝而家破人亡，他却要辅助太祖皇帝的后裔，算不算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1.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考课院报上《考校知县、县令课涉》以“四善三最”为考课标准，其中“四善”为唐朝旧制。“三最”为：“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
元祐四年（1089）八月制定了新的“三最”标准：“以狱讼无冤，催科不扰，税赋无陷失，宣敕条贯、案帐薄书齐整，差役均平，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为劝科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贫困，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为抚养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