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作为事后江畋提供给太子李弘，关于在短期内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快速汇聚钱财的参考意见；无非是源自后世已经运作十分成熟的经验教训；也就是发行国债和货币汇兑为主的金融业务。
至少相对于晒盐、制糖、香水、肥皂、造纸、钢铁、水泥之类，需要从无到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见效的实业；发行国债和货币汇兑，对这个时代还算是全新事物，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现世基础。
除了基本的场地和人员培训的需要之外，其中最大的关键是这一切，需要大唐朝廷和皇家，所代表的政权公信力/无形资产，作为背书和信用基础。但只要初见成效，就可以吸纳汇聚到海量财富。
虽然从明面上说，这些财富都是属于他人的财产；但在这个持有和管理财富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代表着相应资源分配权益与朝野内外的巨大影响力；连带诸多效应。哪怕例行从中抽水也足以暴富。
当然了，以目前的太子李弘及其监国的权柄，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或者说与东宫当下正在编书修史、发行报刊的各项实务不同，就算他能够提出相应的奏请；最终也有很大概率为人做嫁衣。
毕竟，自高宗继位的永徽元年开始，二圣临朝将近二十五年了；又怎么可能看不出，其中所存在的极大利害关系和影响深远呢？因此贸然提出来，也不过是为当下二圣共治的局面，锦上添花而已。
但是，面对太子李弘类似的疑问；江畋同样也给出了一个，相对曲线救国的答案。也就是以当下太子监国的身份和权柄，虽然无法越过二圣，而公然推行此事；但却可以东宫的名义私下进行试水。
比如，以太子家令所属的司藏署出面，在京城范围内进行试点运作。司藏署专管东宫的财货、出纳、及土木营缮之事；类比于朝堂九寺五监中少府寺，日常负责外放公廨钱，算是相对对口的部门。
所谓的“公廨钱”，乃是隋唐沿袭下来的一项例行制度。最早出现于隋朝，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八年五月)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东宫各官署也不例外。
司藏署定期会从东宫的内藏库中拨出财帛，以为投入商业活动或高利贷活动的本钱，获取子息充当职田、俸料之外的补贴。但相对于国子监、太学、太仆寺那些清汤寡水的衙门，东宫其实不缺钱。
或者说，在二圣一贯以来的慷慨之下，东宫从来就没有困顿和短缺过什么。因此，这种商业投资和对外借贷，其实更像是诸多民间豪商、大贾，或是巨富之家，对于东宫/储君的变现示好和投献。
就算想要在私底下，扩大数倍、十数倍的公廨钱、食本放贷份额，也依旧有人抢着要。但反过来，东宫如果私下想要大规模借贷，也并不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问题；不至于有人担心东宫借钱不还。
甚至有的是人不用借据，也愿意借钱给东宫。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一旦借贷的人多了，不可避免的会传到二圣耳中去；有损太子的体面尊严，乃至成为别有用心之辈，弹劾东宫下属逐利的口实。
因此这只能作为最初，暗中获得启动资本的第一步，就不可以再轻易继续下去了。因此，在第二步就要另辟蹊径了，也就是在当世已初见雏形，可以异地进行存取、兑换的“飞钱”上继续做文章。
飞钱，亦称“便换”、“便钱”，始于唐代的一种特殊汇兑券。最初源于一些名城大邑中开办的坊柜、邸店，专门为客商、行旅提供的有偿财物寄存服务；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代为转送、寄递业务。
因此，为了能够在外地取得寄存财物，开始诞生作为飞钱前身的特殊凭票；因此，虽然官方认证并且参与的“飞钱”业务，要到百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初年，但民间的飞钱往来却在初唐早有雏形了。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其中又分为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处取钱。或是私办，大商人在天下各地城邑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
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市面上铜钱的需求，缓和历朝历代的官府，因为发行和流通钱币的不足，导致的钱荒通货紧缩。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