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化三清，三片爆一档。以往商业价值略逊于社会价值的献礼片，在这个国庆档显示了惊人的票房号召力。
去年三部国庆献礼片总票房破50亿，同比增长158。我和我的祖国单片就在国庆档期间获得2217亿票房，以一片之力秒了去年国庆档总票房。
此前备受期待的攀登者则成最早的掉队者，攀登高峰的勇气和一路跳水的疲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题材和卡司都不弱的情况下，攀登者是怎么输的？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很容易做出。但优雅而不带媚气的献礼，却自有一套方法论。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吴京抱着章子怡叫“哎呀，我的胖妞”，就足以让人感到类型融合的不适。
首先爱情和登顶就很不搭。其次章子怡都算胖，我们还怎么活？
而大拼盘我和我的祖国也一波三折。管虎从国外回来，六个故事都被挑完了，只剩了大家都避忌的前夜。
张一白听说整改意见，神州返舱故事既要“爱情”又要“献礼”后，像尹正一样咆哮“这道题太难了，老师我不会”
凯歌唯有发扬风格，把自己的相遇换成了白昼流星。临时换题找不到演员，刚好自己尘埃里开花演员进组，就薅来了主演刘昊然和陈飞宇。都说导演“捧仔心切”哪知是“饥不择食”。
宁远摇摇头，十月献礼，三月开机，六月后期，七个导演有的还是半兼职。最后我和我的祖国票房还这么能打，可见一来群众捧场，二来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作为电影重要流派，献礼题材向来是最稳定的类型片之一。类型突变却是近十年才出现的，在穷尽各种表现手法后，献礼故事还能怎样讲，成为今天电影人的全新课题。
新闻题材，如何超越期待？
由真实社会新闻改编，有较高的先期知名度。接受美学认为，观影前主体心理上已有一个前结构。因此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一方面要真实再现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又要吸引受众听故事，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观众的两种审美期待。
首先是类型期待，机长必为灾难片、攀登者必为冒险片，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而电影能带给大家的新鲜感，主要来自于故事期待。
在故事期待上攀登者主要以几条情感线出发，客观上冲淡冒险片的类型感。吴京和章子怡一直没有捅破告白的窗户纸，而当黑牡丹打开井柏然的信封，对方已经牺牲。
更有胡歌对父亲的一种证明，登山变成一种代际纽带。攀登者当然可以有“爱”，但它不应该成为“妨碍”。当章子怡说“原来你登的山，在我们俩之间”的时候，当井柏然要教黑牡丹摄影的时候，攀登者的文艺与扭捏会让人暂时忘记登顶的血性。
其次必要的“留白”会带来“未定性”的神秘感。新闻事件，大家已经知道最后结局，如何在结束前仍然保存悬念，至关重要。两者都缺乏真正的留白，一切都在观众意料中，难免有走过场的感觉。
最后的关键是用否定去制造偏离效应，简单来说越是对刻板印象的颠覆，越可以获得更深厚的内蕴。湄公河行动里，警察是倔驴，卧底有情伤，小孩是恐怖杀手。
通通让人意想不到，红海行动里，硬汉的吃糖回家展现内心柔软，起到更猛烈的催泪反应。
新闻事件献礼片，既要出其不意，又要在意料之中。试想，如果机长里的杜江变成痴情机长，拒绝女乘客的勾搭，会不会比他自己去要好很多？